園林始終是人類對理想棲居地的探索。從古典到當代，從東方到西方，園林不僅是物理空間的營造，更是文化基因與時代精神的體現。蘇州園林作為中國古典園林的杰出代表，以其獨特的造園藝術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吸引著無數游客前來探尋。如今，一場別開生面的展覽——“從拙政園到莫奈花園”，在蘇州博物館西館盛大開幕，將東西方園林之美匯聚一堂。
東方園林追求的是山水環繞、草木蔥郁、云霧繚繞的自然秘境，要么是高聳入云的昆侖，要么是遠在大海的蓬萊，看起來都是山山水水的。而西方理想的秘境則剛好相反，無論是從《圣經》的“伊甸園”到中世紀的“天國”都是規整的花園、對稱的果園、相對而流的泉水，里面的一切都有著“完美的秩序”。也就是說，東方園林是“畫家”的園林，是一幅立體的山水畫，講究寫意與神韻；西方園林是“建筑師”的園林，是一座露天的宮殿，講究比例與秩序。
中國園林里，人是自然的“參與者”。古人講究“天人合一”，不把人與自然對立，而是追求“融入”。我們游覽園林常說在“畫中游”，我們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而在西方園林，人是自然的“掌控者”。從古希臘的“柱廊園”到凡爾賽宮的園林，都是用軸線來“規劃”自然，讓樹木、水流、草坪都服從人的意志。中世紀的修道院園林，規則化布局是為了劃分種植區（草藥、蔬菜），同時用圍墻隔絕外界，更像“實用菜園+精神庇護所”，功能性很局限。文藝復興到巴洛克時期的貴族園林，大軸線、規則化布局更多彰顯權力和財富。
究其原因，東西方園林的造園主體不同是造成兩種不同風格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國，造園的主流是獨有的“文人士大夫”階層。中國的文人園林，并不是為了炫富或權力展示，而是把園林當成“精神自留地”，是“文人士大夫”退隱后的歸宿。甚至到了明清，皇家園林也開始吸收文人園林的審美，比如頤和園的諧趣園仿無錫寄暢園、避暑山莊的文園獅子林模仿蘇州獅子林等等。
中世紀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曾在游記中提到過中國園林，但夾雜著不少傳說。1599年，來華傳教士利瑪竇參觀南京瞻園時，認為“無論是園中漫步、讀書，還是宴請賓客都十分愜意”。進入17世紀，歐洲掀起一股崇尚中國文化的熱潮，中國園林受到高度關注。到了18世紀，中西方園林在“順應自然”的理念上出現了部分交匯，中國園林藝術傳入歐洲，其“自然天成”的趣味猛烈沖擊了西方古典主義園林，這種影響并非簡單的形式復制，而是一種理念的注入，即打破嚴格對稱、擁抱自然曲折、追求詩情畫意的浪漫感覺。自然式的湖泊、蜿蜒的小溪取代了幾何形的噴泉和水池，大量出現具有東方情調的點景建筑，如寶塔、亭閣、茶室、拱橋，植物采用自然式種植，模仿樹林、草地，而非修剪整齊的刺繡花壇，這些都是東方審美在西方結出的果實。
英國邱園正是東方審美在西方的重要實踐之一。邱園的設計師威廉·錢伯斯爵士年輕時曾在瑞典東印度公司工作，多次到訪中國廣州，并實地考察了中國建筑和園林，著有《東方造園論》，極力推崇中國園林藝術。錢伯斯在邱園中設計建造了一座十層、約50米高的中國寶塔（1762年完工），這是歐洲最著名、最忠實的中國建筑模仿品之一（盡管顏色等細節有出入）。寶塔作為制高點和視覺焦點，其作用類似于中國園林中的塔或樓閣，用于登高望遠，俯瞰整個園景，這本身就是中國園林的常見手法。錢伯斯旨在通過寶塔、孔廟、中式亭閣等建筑，在邱園內創造一個整體的“中國體驗”，將東方情調融入風景式園林的布局中。
18世紀70年代，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在凡爾賽宮苑內的小特里亞農宮建造了一座屬于自己的私密花園。這座花園完全摒棄了凡爾賽主宮那種恢宏的巴洛克式幾何布局，而是采用了當時最新的“英中式”風格（由于這種中國式的花園最初是從英國傳入法國，所以法國人稱其為“英中式花園”）。園內充滿了蜿蜒的小路、起伏的草地、自然式的湖泊（湖心設有愛神廟）、仿制的鄉村農舍和一座小巧的中國式亭臺。這座亭子裝飾著中式的人物和圖案，是王后品茶休閑的場所。
不過從內涵上看，中西園林依舊差異很明顯。中國園林的“自然”是“精神化的自然”，我們更喜歡用山水來隱喻人生哲思，寄托文人品格，所以中國園林的層次很多，既能直接欣賞美景，也能品味其中的深意。而西方園林的“自然”是“生活化的自然”，雖然增加了很多功能，比如林間步道供散步聊天、草坪供家庭野餐、湖泊供泛舟嬉水，但這些都是“改善生活品質的場景”，功能指向更偏向“世俗化的快樂”。
編輯：陳燁秋
